可以預見，在主後第三個千年裏面，最大的歷史變遷將是東西方的易位，而美國與中國恰好處於歷史變遷的中心位置。只有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才可能評定美國華人教會的位置，以及它與當下中國教會的關系。
 
 
 
在西方文化沖擊的背景之下，中華文化自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被迫實施全面的自我反省；從技術層次（洋務運動）開始，經制度層次（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文化層次（五四運動，共產主義運動），中華文化在反省－嘗試的過程中，逐級否定了信仰以下要素作為整體文化更新之基礎的可能性，最終形成了這樣一種公眾文化意識：中國需要一個文化之上的超越支點，才有可能完成整體文化的更新。指向信仰，就打開了存在的最高層次，就在訴諸文化生成的最高淵源。只有基於信仰層次，一種文化更新才是全面的或整體性的。這種源於信仰的整體文化更新是中國重新回到世界歷史之中心地位的前提。高過歷史者，才能提升歷史；將自身交托與至上者的，自身便由此而成為歷史中的至上。中國的希望不在中國，中國的希望在於對上帝的仰賴。世界的中心是上帝，任何居於中心地位的文化僅僅是上帝主權的有形彰顯。在中國的整體文化趨向於信仰的熱潮裏面，孕育著未來的世界中心位置。
 
 
 
美國既是西方現代文化的最後中心，也是基督教信仰在西方的最後堡壘。基督教與希臘－羅馬文化的下衰期進入西方，在同期進入羅馬帝國的數百種東方宗教中脫穎而出，成為西方文化的核心要素，以無形的超越力量，將崩潰中的希臘－羅馬文化重塑為一種噴湧著極度活力的全新文化，達到眩目高度的西方現代文化僅僅是這一重生的最終結果。然而，被上帝恩典的罪人總是將恩典歸於己力由此而背離上帝，西方文化一發達，就萌發了偽冒上帝的人本主義趨向；這一趨向的核心就是要將西方文化的存在置於其有形的自我之上，其表現形式就是唯西方主義與唯物質主義。西方現代文化的歷史就是上帝恩典與罪人背叛的歷史。一方面，在現代西方，文化中心一定同時就是信仰中心，這表明信仰的淵源一直都是西方現代文化發展的終極動力；另一方面，在西方現代文化中的轉移過程裏面，基督教信仰在文化中心地帶的比重呈遞減趨勢，這顯示了西方現代文化在逐漸偏離自身的終極淵源。美國作為當今西方的文化中心，仍然固守著基督教在現代西方的最後陣地；只要西方現代文化的中心地帶還未絕斷連接上帝的通道，西方現代文化就依然具有繼續生存的動力。同時，美國作為目前西方的信仰中心，卻是如此的物質主義和自我中心，以至再退一步，就是全然的否定靈性生命，就是完全棄絕上帝。絕對的西方主義與絕對的物質主義就是西方現代文化的死亡。不要上帝，就喪失了文化生存的基礎；棄絕信仰，就失去了了文化發展的動力。無信仰的文化是死亡的文化。美國之後，現代西方不再有主導整個西方世界的信仰中心；後－美國時代將是西方現代文化衰敗的時代。
 
 
 
世界歷史中心位置由美國到中國的移交，不是現代西方化的又一次新的浪潮，在華夏的土地上，西方現代文化並不會發現另一個新大陸；也不是簡單的文化交替循環，中國的崛起絕不是東方自身對西方復仇式的凱旋。在第一個方面，（1）西方化（或現代化）僅僅是有形文化的變更，由此，西方化的文化傳遞僅僅只會造就西方現代文化的附庸，而不會形成新的世界歷史中心，日本就是最好的例證；（2）作為東方文化的原創中心，中華文化不可能進行自殺性的文化更替。在第二個方面，一個已經被戰勝的文化，既不可能憑借自身反敗為勝，因為自身的力量已經被證明低於對方；也不可能憑借對方的力量戰勝對方，因為對方的力量至多與對方自身相等。訴諸既超越自己也超越對方的力量，是再次勝出的唯一可能。若是世界歷史的中心位置真得在美中兩國移交，那首先不是文化中心的移交，而是信仰中心的移交。不仰仗至上者，中國根本無法超越至上者造就的上一個高度。不成為信仰的中心，就不會成為文化的中心。也正因為那一移交是在信仰層次上進行的，中華文化可以不照抄西方現代文化的有形式樣，而依賴高於西方的上帝創造出超越自我的新東方文化。新的世界歷史中心不必是西方的，但新的世界歷史中心卻必須是基督教的；其實，正因為新的世界歷史中心是基督教的，所以，它才不必是西方的。
 
 
 
信仰既然是生命性的，它就必然是文化性的。信仰就是全面生活的方式，而全面的生活怎麽可能不在文化中展開呢？不過，不管信仰如何在文化中展開，它的核心一定是教會。教會是信仰影響文化的基地，而文化是教會生存的外在形式。“道成肉身”的生命樣式已經規定了信仰必須穿上文化的血肉。教會就是穿上社會文化形式的信仰。中國教會若沒有采取中華文化的形式，就是沒有肉身的信仰，或者仍然是裝在洋身的信仰。信仰的現實存在就是教會，教會的實在形式就是社會文化。只要中國教會還沒有活在中國社會文化的形式中，信仰對中華文化就沒有現實的更新力量。教會是信仰與文化對話的現實媒介。沒有中國化的教會，基督教信仰就不可能現實地更新中華文化。中國教會是在雙重隔絕的社會環境裏面，完成了自身的本土化。在某種意識形態壟斷性地控制整個社會生活的時代，中國教會被完全隔絕於普世大公教會，從而，她與以西方社會文化為表現形式的教會傳統發生了斷裂；由於整個社會生活被全然意識形態化地強制控制，中國教會以被隔絕與一般社會生活的代價保守住自身的信仰生活。在第一重隔絕之中，中國教會單單憑借上帝而無中生有地創造了中國式的教會；在第二重隔絕中，中國教會在中國的罪地上建立一片信仰凈土。前者使得中國教會保住信仰，卻帶有中國式樣；後者則使得中國教會具有中國式樣，仍保住信仰的純凈。
 
 
 
在開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自我傳統之後，中國教會今天又面臨著雙重返回的挑戰。純凈的教會不是為了孤芳自賞，而是為了更新社會文化；獨特的教會不是為了自我獨立，而是為了豐富普世教會。這雙重挑戰又是彼此祝福的。中國教會如何能夠進入主流社會影響主流文化，卻不消失在主流社會文化之中呢？西方教會長期生存於主流社會文化之中，其在與主流社會文化互動中確立的教會結構與教義體系，會成為今天中國教會進入主流社會文化的重要借鑒。中國教會借鑒在西方社會文化條件下形成的教會結構與教義體系時，如何避免生搬硬套的教條主義呢？則與整個中國社會文化的持續互動，使得那些借鑒之物可以根據社會文化條件加以調整而變得活化。
 
 
 
就像美國華人社會只是美國文化的亞文化族群，美國華人教會不過是美國教會的分支。美國華人教會的教會結構與神學理念基本是照搬了美國一般教會的式樣。美國華人教會的特殊性僅僅在於文化滯留。在全然融入美國文化之前的過渡與對原屬文化的保留，使得美國華人形成了自己特殊的教會。美國華人教會一直由第一代移民主導著，這大概比什麽都說明了它的過渡性質。美國是前瞻，中國只是懷舊。由於自己的根從以往的文化中拔了出來，卻又未能真正栽進現在所處的文化，所以，美國的華人教會難以具有真正的原創性。因為在兩面都無需承擔社會文化責任，美國的華人教會易於處在偏安的境地。沒有異象，就沒有活力。只有發現上帝在其救贖計劃裏面為自己安排的角色，教會的生命才會得到激勵。如果世界歷史的中心將在中美之間移交，而信仰傳統的傳遞又構成了上述移交的關鍵，那麽，與兩種文化都有天然淵源的美國華人教會，已經被賦予了連接渠道的角色。就目前的情形而言，美國華人教會對中國教會的影響有兩方面：（1）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大批華人進入美國留學，從事科研工作，經營工商業，其中蒙恩信主者在科技界與工商界積累了一個相當可觀的數量；這批人的生命見證對於中國的主流人群具有一定的沖擊力，從而，當中國教會剛剛進入主流社會的時機，這種沖擊發揮著輔助性的破冰作用。（2）由於直接生活在西方深厚長遠的教會與神學傳統之中，又有與中國教會相同語言與文化的便利，美國華人教會在向中國教會轉送信仰“硬件”方面將扮演一個重要角色。（3）美國華人教會身處物質豐富與技術領先的美國，若能使用上帝恩典的物質與技術的財富服務中國教會，將在中國真正富強之前，對中國教會的發展具有一定的輔助作用。
 
 
 
兩大文化的夾縫，那就是美國華人教會的生存空間。拘泥於如此狹小的文化天地，美國華人教會的身量是非常微小的。在上帝的計劃中，夾縫兩邊的兩大文化在這個時代開始了歷史性的位置對換，而信仰的互動則是這一歷史變遷的核心要素。夾縫裏面的文化位置恰恰成就了傳遞信仰的管道角色；是上帝安排的歷史機遇擡高了美國華人教會的歷史地位。只要拒絕上帝恩典的歷史角色，美國華人教會立即還原為與任何原創文化都缺乏實質聯系的邊緣角色；只要在美國華人教會裏面觀察那些自我封閉從而四面不著邊兒的俱樂部式的教會，就可以看到這種邊緣角色的典型。即使承擔了上帝托付的職分，美國華人教會不過是一個搬運工，其工作就是從一個原創文化中的教會那裏領受其生命結果，然後將其運送到另一個原創文化中的教會那裏供其參照。信仰與文化的真正創造都發生在生存在原創文化核心地帶的教會裏面，轉運者只是一個接頭。凡挾洋倨傲對中國教會實施教條主義指點者，尚未明白自己的角色。
 
 
（2011年8月18日，於韓國首爾"中國神學論壇"第四次會議上的發言草稿，實際發言有較大改動）